怀念亚太盆栽大会创始人麦培满先生

发表于：2021年07月23日浏览量：6554

麦培满，一代商人，印度尼西亚隆丰企业董事长。社会公职有：印度尼西亚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印度尼西亚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副总主席、亚洲太平洋盆栽会议暨展览大会创始人及顾问团主席、澳门中华宗教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印度尼西亚全国高等学院中文系协会顾问团主席、中国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海外理事。

感受中国的变化、崛起与期待——印尼著名爱国华人麦培满自述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谨向祖籍国七十周年华诞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七十年砥砺前行，七十年自强不息，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中国的崛起令世界瞩目，衷心祝愿中国明天更美好！

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变迁，中国历史是一部奋斗史，一部开拓史，一部不屈史，也是一部迁徙史。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人口迁徙包括：明末清初的“走西口”，“闯关东”和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在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陷入苦难时期,人民生活普遍艰难，为了摆脱贫困开创新生活，一批批的华人远涉重洋,甚至走上了累死或饿死的不归路。近代几次反清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印度尼西亚是全球华人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印度尼西亚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

我的祖父也是众多“下南洋”流民中的一员。我祖籍广东开平县单水口麦边村，祖父麦光俭生于清末光绪年间，成年后随同乡坐木船在瀚海汪洋中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印度尼西亚谋生。祖父拉过人力车、摆过咖啡摊，几番漂泊奋斗，终于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有个落脚地安定下来。祖父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顽强生存，稳定下来后，便将独子麦宗喜（我父亲）从老家接到印度尼西亚，送到同乡的家具厂当木匠学徒。父亲学得一手好木工，靠着这门手艺，凭勤劳刻苦、节俭朴素开启了艰辛的创业之路，在苏北省奇沙兰市开办“艺华家具厂”后，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我家乡还有个大妈，就是父亲的原配罗拉爱，父亲与大妈育有一女麦问胜。当时父亲因战乱不能回家乡，家乡的妻子空有个“麦家媳妇”的名分，却终身守寡，孤灯伴泪。后来，父亲在印度尼西亚与我母亲陈月玲成婚，1944年生下第一个孩子便是我，小名“亚华”。

我生在印度尼西亚，按印度尼西亚的说法是“第一代侨生”。父亲年轻时从中国广东开平乡下来到印度尼西亚。父亲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小给我讲了很多故乡的事。由于父亲浓厚爱国思想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祖籍国充满向往，中国一直令我倍感亲切。

我生长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华人也最多的国度。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时建议华人在所在国可以选择“落地生根”。与我同代的华人由于从小接受的是华校教育，在思想、情感上对祖籍国还十分有感情。但我们的下一代在受教育时期赶上印度尼西亚排华，华校关闭，甚至连学习华语都被禁止，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就没有那么深厚了。到了我们的孙子一代，中国已经成为了外国，华语也成为了外语。

印度尼西亚华人命运多舛，我亲身经历了发生在1965年和1998年的两起特大排华暴动，当时的情景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支那人”，这是沿用日本人统治时期的称呼，也是中印尼两国断交时印度尼西亚当权者出于政治原因排斥华人，对华人的贬称。当时的掌权者通过误导善良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制造种族、宗教、贫富矛盾冲突，掀起暴力排华风潮。中印尼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时，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钱永年曾说过“印尼华人的坎坷史是最特殊的”。

祖父和父亲在海外扎根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找到立脚地安顿下来后，想办法寄钱寄物到家乡养家。虽然在海外辛苦漂泊，但即使自己省吃俭用，父亲也坚持往家乡寄钱寄物帮助家乡的亲人。我生在印度尼西亚，但由于父母的教导，我从小就对祖籍国充满了好奇，渴望能够回到祖籍国亲眼看一看。由于中印尼两国外交关系的中断，这一愿望始终无法实现。

1991年，中印尼复交，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接见印度尼西亚华裔侨领麦培满

1991年中印尼恢复外交关系，印度尼西亚华人欣喜异常。两国恢复正常邦交给两国人民，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华人，带来了无限福祉，为两国关系带来新气象。1991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我有幸代表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巴厘岛受到主席接见。主席身着印度尼西亚传统峇泽服装接见了我。相互握手问候时，他老人家拉着我的手，问我：“你们好吗？你到过祖国吗？”两旁站立着两排中印尼文武官员。我用印度尼西亚语通过翻译回答：“我们很好，谢谢主席。”第二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只能吞回肚子里，“我是有家难回的游子啊!”主席送了一份国礼——苏绣熊猫，我对主席致以谢意，同时表示会将礼品呈送苏哈托总统。主席很感动，随后又加送我一个红色的景泰蓝圆盘作为纪念。这个圆盘至今仍是我最珍贵的收藏。

1982年，我和夫人曾借道香港到过广州回乡探亲。在37岁时，我终于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受父亲的影响，我对家乡人民也充满了感情。回祖籍国之前，在香港地区采购了当时国内还很紧俏的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寒衣以及各种药品带回家乡送给家乡的亲人。当时的广州经济还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物质生活匮乏、人们的服装只有蓝色和黑色，身着鲜艳服装的我们吸引了路人的目光。马路上汽车很少，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我们住在当时专门负责接待华侨的广州华侨大厦，在华侨大厦饭堂吃饭，但点菜的时候才发现很多菜只是印在菜单上，并无实物供应，服务员说厨房里有什么就吃什么。饭堂晚七点就停止营业了，对于习惯了晚上7点才开始吃晚饭的我们，这是个不小的困扰。

麦培满与夫人余淑仁合影

我夫人喜欢吃水果，我就到一个大商店买水果，店虽然很大，但里面食品匮乏，虽有水果但不新鲜，品相也不好，挑来挑去只挑到几个已经打蔫的苹果。支付了外汇券后，没有袋子，正在忙碌的店主要我伸出手捧在掌心。我觉得有些不妥，轻轻地我把水果放下，悄悄地走出店门，心中一阵莫名辛酸的愁怆……

人民服装颜色单一，交通不便，食品短缺，生活水平落后是家乡当时的状况。但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家乡人民的热情、吃苦耐劳的精神。虽然生活贫苦，但人们的精气神十足，充满了干劲。那种热气腾腾的奋斗气息令人深受鼓舞。我坚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凭着家乡人民的奋斗热情，家乡的落后面貌一定能改善。

1997年，我们到了上海。第四届亚太地区盆景赏石会议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那时侯，上海各处尘土飞扬，引用当时接待司机的话，“上海是个大工地”。上海到处都在搞建设，铺路架桥，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城市一派生机盎然。

这次上海之行也是我与上海缘分的开始，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发生特大排华暴动。6月我们举家辗转避难到上海，我意识到为了家人的安全，找寻一处安身之地势在必行。上海是国际文明大都会之一，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生活习惯上，无疑都是最适合我们的。于是，我决定在上海购置房产作为在祖籍国的落脚地。

上海虹口区多伦路85号楼外观

恰逢当时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为开发打造“多伦路文化名人旅游步行街”项目，正在“招商引资”。虹口多伦路是一条老街，左联办事处纪念馆就坐落在此。多伦路还居住过众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柔石、冯雪峰以及日本友人内山完造都曾在这里生活居住过。多伦路可以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界大本营。“一条多伦路，上海百年沧桑史”，出于对文化名人的景仰，更由于我的“中华文化情结”，1999年我响应招商引资号召，投资购买了虹口区多伦路85号的一幢老房子。

2018年，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莅临上海虹口区多伦路85号——印中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IARC)上海办事处

2018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中）、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金宏伟（左）莅临上海虹口区多伦路85号——印中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IARC)上海办事处

我当即委托上海同济大学专家团队对这幢破旧危楼进行保护性“修旧如旧”加固重建。保护好老建筑，意义重大。历经两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依照历史风貌加固重修整栋建筑。后来，这幢别墅被列入“虹口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录”，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该房产近十年来一直作为印尼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印尼中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亚洲宗教和平会议驻上海接待办事处，为中印尼民间友好工作的开展提供场地支持。

安居在虹口区多伦路自己的家园有种幸福感。今年春季，我早晨漫步在虹口区鲁迅公园，感受中国退休乐龄老人幸福的悠闲群体生活，在回家途中观看了四川北路多伦路口民间艺人萨克斯和手风琴表演，街坊四邻的随兴演唱引来观众围聚。男女老少随着音乐节奏载歌载舞，如此的惬意，我感叹祖籍国人民除了物质生活富足，精神上也是如此丰富。如此美好的生活令我十分向往!

如今，每次一到上海浦东机场，心中都会涌起回家般的感觉。回到虹口区多伦路的家，邻里相见，兴高采烈地问候：“老麦，您回来了！”我对虹口的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它也承载了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在祖籍国的归宿感。

现在，我基本上每年都回祖籍国两三次，每次回去我都到上海多伦路我家后巷的横滨路小菜场走走看看。菜场食品新鲜丰富，绿油油的西瓜，红通通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琳琅满目的各种新鲜水果令人垂涎。曾经需要外汇券才能买到的水果，如今无限量供应。看着菜场里人们手机一扫码就完成支付了，而我还不熟悉手机付款。回想起当年从广州大商店走出来时“辛酸愁怆”的感受，而今的体会使我既高兴又觉得自己老土。现在我心中充满的是欣慰与喜悦，祖籍国强大起来了，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从一无所有到小康，能够让十四亿人口丰衣足食可真不容易啊！

我切身感受到了祖籍国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进步。祖籍国面貌变化之大，变化之迅速，2008年，庆祝印尼国庆和百年民族觉醒日——百人古筝演奏会，著名古筝演奏家何小彤演奏《梁祝》，麦培满与现场音乐同步挥毫2008年，印度尼西亚国庆，百人古筝演奏会团长麦培满荣获印度尼西亚最佳文艺演出记录奖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日新月异”是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词。曾经的“自行车王国”，现在马路上奔驰的是各种机动车。城市交通发达，公共汽车、地铁、动车、出租车为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四通八达的高速、高铁、飞机，繁密的交通网将祖籍国各地连接在一起。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满足生活中的各种需求。

“身在海外，华人更能感受到祖籍国真的强大起来了。忆往昔，感慨；看变化，惊人；谈感受，自豪。壮丽70年奋斗不息的中国，世界眼中的新中国，从倍受欺凌到令人惊叹，从被无视到受重视，祖籍国的强大是我们海外华人的骄傲和心愿。”

中印尼复交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随着印度尼西亚历届领导人对政策的改善，逐渐恢复华裔应有的国民权利，恢复华人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自由。但由于长达30年的政治影响，现在仍有人对中国，对华人存在一些误解和刻板印象。我与印度尼西亚主流社会的接触比较多，我了解造成友族与华族间矛盾的一大原因就是相互间的误解与偏见。消除误解，增进了解是解决印度尼西亚华人问题的关键。巩固和发展中印尼两国的友好关系，通过不懈地努力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印度尼西亚华裔族群责无旁贷。

作为印度尼西亚华裔文化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从2007年开始，我的社会公职为“印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文化部主任。作为文化工作者，我认为应该促进印度尼西亚群众文化穆斯林与祖籍国穆斯林的文化沟通。于是，我萌发了通过组织宗教文化交流活动，增进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中国了解的想法。希望通过文化交流让他们更了解中国，消除误解。

2008年，我在印度尼西亚泗水市大清真寺及雅加达议会厅举办两场印度尼西亚首次“印中伊斯兰文化研讨会”，邀请了当时中国伊斯兰协会副秘书长兼伊斯兰文化部主任张广林、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高占福，主讲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研讨会引起了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热烈反响，通过研讨会，他们对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了一定了解。认识到中国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宗教自由的国家。这也奠定了中印尼文化交流的基石。当时正值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在大会上主持向汶川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仪式。大家起立默哀，沉痛哀悼死难者，场面肃穆。印度尼西亚有过海啸的惨痛经历，当时得到了中国的巨大救助，如今汶川发生灾难，我们感同身受，心情十分悲痛。

2008年，印度尼西亚国庆，百人古筝演奏会团长麦培满荣获印度尼西亚最佳文艺演出记录奖

2008年，庆祝印尼国庆和百年民族觉醒日——百人古筝演奏会，著名古筝演奏家何小彤演奏《梁祝》，麦培满与现场音乐同步挥毫

2009年，我受邀请出席了在新加坡举办的“新加坡—中国跨宗教展演”。在展场上，我看到了很多英文版介绍中国伊斯兰教的书籍，我就带了一些回印度尼西亚赠送给了印度尼西亚宗教部、伊斯兰穆斯林长老、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同年，我向印度尼西亚宗教部提议，邀请中国伊协访问印度尼西亚。在中国伊协亲善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拜访了伊斯兰教组织领导层。在印度尼西亚宗教部的支持下，我带动签署了中印尼两国宗教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

2010年，在印度尼西亚宗教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长老理事会、中国国家宗教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共同支持下，我发起举办了2010年庆祝中印尼建交60周年纪念活动“印中友好年——印中伊斯兰文化展演”。展演为期三天，分别在雅加达大会堂、泗水大清真寺两地进行，活动在广大穆斯林信众和伊斯兰组织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广受好评。

2010年，麦培满陪同中国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右一）为中印尼伊斯兰文化展演大会击鼓开幕

2010年，“中国印尼伊斯兰文化展演”主题为和平、友谊、合作、进步

犹记得展演开幕典礼上，全体嘉宾起立唱两国国歌。当唱中国国歌时，我兴奋地望着屏幕上飘扬的五星红旗，随着台上的演员合唱雄壮又久违了的《义勇军进行曲》，心里好生骄傲，祖籍国强大了！可随后一种莫名的“游子”辛酸感油然而生，不禁令我双眼含泪；当唱印度尼西亚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时，我激动之余，也心生无奈，一种“非亲儿”的惆怅挥之不去。然而，祖籍国中国的国歌终于又能在祖国印度尼西亚奏响，这令我对自己从事的中印尼友好事业感到无比自豪。

除展演活动之外，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率领的亲善高访团受到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尤淑夫·卡拉的接见，尤淑夫·卡拉对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深切的问候和感激，表达了对两国民间宗教交流的高度重视。

随后，高访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首都大清真寺，以及访问印度尼西亚国立伊斯兰教大学并进行亲善交流讲座会。

时值“印中建交60年印中友好年”，这是中国宗教高访团首次到印度尼西亚访问，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好评。此次访问促进了中印尼两国民间宗教交流，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硕果累累，增进了中印尼两国外交友好关系。

2011年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长老理事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我出任会长。协会主旨是“虔诚、进步、和平”，协会主要活动是为宗教、文化交流提供平台。

2012年及2014年，协会先后两次发起亲善访华活动，活动由我的印度尼西亚隆丰集团和林昌华的泛华集团共同赞助。我带领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长老理事会高层组成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高访团以“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同一本可兰经”为主题到中国进行亲善访问。

2012年，印尼伊斯兰长老理事会(MUI)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时任中国国家宗教局外事司司长郭伟（后排左四）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官员见证签署仪式

2012年，时任印尼伊斯兰长老理事会(MUI)副总主席马鲁夫·阿明（Prof.KH.Ma’ruf Amin）领导的高访团抵达中国泉州,受到热烈迎接

到达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泉州。我们受到中国伊协的热情接待。在泉州伊斯兰圣墓朝圣时，遇到了一群来自宁夏的回族穆斯林。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长老们和来自中国的回民穆斯林互相问候“色兰”！“Assalamualaikum!”热情拥抱，场面十分温馨友好。我们都感受到了“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亲切和喜悦。我们还参观了泉州海洋丝路博物馆，受到馆长及同仁的亲切接待。我们了解了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故事，参观了相关文物，访问了泉州回民民俗村，参观了当年丝路的码头。此外，还访问了厦门华侨大学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2012年，麦培满与时任印尼伊斯兰长老理事会(MUI)副总主席马鲁夫·阿明（Prof.KH.Ma’ruf Amin）接受泉州伊协赠送可兰经书法纪念品

2013年，印尼伊斯兰长老理事会(MUI)执行主席阿米坦（K.H. Amidhan Shaberah）向麦培满颁授合作贡献奖

第二站古城西安，在西安伊协的接待下，我们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钟鼓楼，中国古老的历史令人赞叹。我们还访问了辉煌的西安唐代木结构大清真寺和大学习巷清真寺。大学习巷清真寺建于宋代，明代郑和曾邀请该寺掌教哈山担任翻译出访西洋，并于四下西洋回来后对大学习巷清真寺进行了重建。郑和是传播伊斯兰教的和平使者，高访团团员们对郑和十分熟悉和敬仰。此次能够来到郑和到过的清真寺，令大家倍感荣幸。在与清真寺人员交流中，我们知悉中国的古老清真寺都是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的，这让大家对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了更好的了解。

翌日，西安伊协在回民街会所举行的两国穆斯林亲善联谊会上，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颂经冠军颂念可兰经。平静幽远的颂经声中，中印尼穆斯林共同虔诚祷告。我虽非穆斯林，但也为这种肃穆的情景所感动，不禁心中感叹宗教向善力量的凝聚力与感染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语言，颂念的是同一本《可兰经》。在回程的车上，我听到团员们议论纷纷，有的团员惊讶于中国竟有历史如此悠久、千年木制结构的大清真寺，而且保存得这么好，实在是不可思议。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历朝历代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事。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新中国政府对宗教文物的敬重和保护。

2013年，印度尼西亚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IARC)与印尼伊斯兰长老理事会(MUI)联合举办大清真寺斋节，MUI执行主席阿米坦、麦培满和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刘建超与孤儿们一起就席开斋

访问的最后一站是中国首都——北京。我们游览了故宫和长城等名胜古迹；在牛街宋代的礼拜寺做主麻礼拜；访问中国伊协并签署了《友好交流合作协议书》；访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并进行友谊座谈会。我们还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的热情接见，他对访问团表示深切的问候和感激，表达了对两国民间宗教交流的高度重视。在国宗局的接待晚宴上，印度尼西亚长老向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介绍：“麦培满先生是印度尼西亚华裔佛教徒，可他对印中穆斯林友好交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王作安局长开玩笑说：“老麦是替穆斯林打工的呀！”

2014年，中印尼两国伊协签署“友好合作”意向书，签署仪式完成后，双方感赞真主祈祷

赴中国亲善访问，高访团成员都认为不虚此行。他们惊讶于中国和平的大国崛起，也感受了中国丰富悠久的文明古国风范，繁荣的经济和先进的人文精神。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爱国爱教，宗教政策的落实与体现，在泉州清真寺与中国穆斯林一起祈祷，亲眼见证了中国宗教的自由。同时也了解到印度尼西亚的部分伊斯兰是从中东沿陆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再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到印度尼西亚，并印证确认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下西洋传播和平的珍贵史实。

2016年，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副总主席、印尼代表团团长麦培满（前排左三）在北京出席“首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负责人会晤”

回国后，宗教长老们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信徒，既有对中国宗教自由的惊喜，也有对中国和平大国崛起的赞叹。最令信众感觉好奇的还是中国穆斯林的故事，大家也都想到中国走走看看。由此，我更加感觉到作为一名民间交流使者的责任。习主席曾说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如何促进中印尼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一直是我们努力的重点。

2019年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曾经随我到中国亲善访问的、时任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长老理事会(MUI)副总主席马鲁夫·阿明博士（Prof.KH.Ma’ruf Amin）作为总统候选人佐科的搭档，赢得印度尼西亚（2019-2024）正副总统选举。

我常说，“我的这颗心，此生都情牵两地。一是祖国印度尼西亚，一是祖籍国中国。惟愿我所做的一切，都推动两国人民稳步行走于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恐惧，没有杀戮，没有心酸的漂泊和绝望的割舍；这个时代，绵延着跨越种族的爱和希望！”

印度尼西亚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我的事业家庭都在印度尼西亚，我对印度尼西亚怀有深切的感恩之情。

1990年，我应印尼苏北省省长邀请，重建棉兰火灾后荒废的中央市场。

1999年，印度尼西亚因为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国库空虚。印尼政府为了开源节流，决定取消所有即将参与的国际活动（包括由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曾经承诺中国政府将参加在1999年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建立印度尼西亚馆的活动计划）。在此非常时期，我受时任印度尼西亚代总统哈比比的委托，由我自筹资金到云南昆明承建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印度尼西亚馆。

1999年，麦培满见证时任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副部长与时任中国昆明园艺博览局局长郭方明签署《参展合同》签字仪式

之后，我又受时任昆明园艺博览局局长郭方明邀请，在国际展区亲自设计并捐赠国际天然赏石艺术馆（当时荣获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授予国际展区设计银奖）。在国际天然赏石艺术馆建设过程中，也得到了世界各地赏石爱好者的积极支持和捐赠。向赏石艺术馆捐赠赏石以供长期展出的赏石爱好者和嘉宾主要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南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

1999年，麦培满在中国昆明世博会国际天然赏石艺术馆开幕仪式上致辞

国际天然赏石艺术协会是参展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国际组织之一，当时由我出任协会会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花卉盆景赏石分会协办。时任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盆景赏石部主任赵有德担任国际天然赏石艺术馆首任馆长，开馆当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幕活动，昆明世博会领导、印尼司法部部长、印尼农业部副部长、云南省政府领导，以及北京、上海、山东、云南、广西等省市的园林局局长均出席了开幕活动。

这些都是我表达对祖国和祖籍国感激之情的方式，我为能有机会回报祖国和祖籍而深感欣慰。

2015年，广州“国际盆景大会暨亚太盆景赏石大会”，创会主席麦培满开幕致辞

2004年亚齐省9.1级强烈地震及地震引发的海啸，夺走了20多万同胞的生命。噩耗传来，我与华社同仁心急如焚，大家团结一心，积极捐款捐物支持灾区。2006年日惹地震，华社再次行动起来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亚齐海啸、巴东大地震、日惹火山爆发，无论印度尼西亚哪里出现灾情，我们公司和协会都会协同社团一道积极赈灾，感同身受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力量。

我对祖籍国的拳拳赤子之情也从未改变，多次为祖籍国赈灾捐款。记得1998年是个多灾之年，中国南方地区发生特大洪水灾难。祖籍国人民的安危牵动着海外游子的心。当时在印度尼西亚家里看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有关抗洪的报道，我深受全国军民同心协力并肩抗洪精神鼓舞。马上响应祖籍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呼吁，翌日就把捐款支票呈交给中国大使馆。委托当时的周斌文化参赞通过大使馆送到灾区支持抗洪救灾。

当时印度尼西亚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旋涡，我也昼夜无休地在公司应对危机，捐款支票也是委托工作人员送到使馆的。没想到，马上就接到了周斌参赞的电话。从周参赞的电话里得知，这笔捐款是洪灾发生后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第一笔捐款，在当时财经困难时刻算是数额巨大。周斌参赞激动地表示要举办一个呈交仪式，希望我能亲自将捐款交给陈士球大使。我婉拒了周参赞的好意，我只想尽自己所能帮助灾区人民，别无他求。没想到，几天后中央电视台连续几天在报导灾情时，下方滚屏反复显现“印度尼西亚华侨麦培满响应号召，热心捐赠巨款给中国红十字会”。看到电视屏幕上不断增加的捐款名单，我感动不已。虽然当时自身亦深受金融危机打击，但能稍尽绵薄之力，并能带动各方热心人士纷纷投入救灾大军，令我深感欣慰。

数年来，我们印度尼西亚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与伊斯兰长老理事会联合举办多次主题为“团结之美”的跨宗教跨族群穆斯林开斋恳亲联谊会，旨在促进华人与各族宗教人士亲善交流，推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活动。协会也每年偕同中国驻印度尼西亚投资企业共同在印度尼西亚大清真寺与孤儿残疾人士共同欢度伊斯兰斋节，并赠送斋节济品，中国驻印尼大使或使馆领导层出席。

2019年11月10日-13日，印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在万隆主办“第十二届中国—东盟人民民间组织会议”，主题为“万隆精神—中国东盟友好之旅”。来自10个东盟+中国国家的友好组织参加此次会议。活动旨在增进和平发展与繁荣，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合作，引导长期的稳定关系。

会议讨论涉及东盟国家和中国在增进友谊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不断合作的问题。在本次会议上“一带一路”倡议也是讨论内容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旨在帮助各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希望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创建世界各国各地区，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上达成共识的国家的和平与发展。

2019年5月，麦培满于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商贸峰会，中印尼商贸企业代表签署合作计划书

60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将中国的文化、友谊带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但没有侵占寸土片地。正如习主席所言：“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联系，增进合作，共同繁荣。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尼西亚“发展海洋强国”计划十分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关心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真诚推动合作共赢，希望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很好的例证。民间文化交流有利于“一带一路”稳定、持久、友好地实施，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民多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互利互惠的双赢格局。现在中国企业正在印度尼西亚参与多项投资建设，目前首都雅加达万隆高铁工程正在夜以继日地兴建中。我深信在互惠互利共赢的原则下，共创“一带一路”的福祉将促进亚洲和平繁荣，有利于推动印度尼西亚的建设发展。我深信促进印度尼西亚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是梦！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将一如既往地，为已有的印尼和中国传统友谊的巩固与发展，为中印尼民心的交融不断努力。